严志斌：战国时期巴蜀文化双戈戟形符号的考察

嚴志斌：戰國時期巴蜀文化雙戈戟形符號的考察

严志斌：战国时期巴蜀文化双戈戟形符号的考察

摘要：巴蜀文化中双戈戟形符号出现于战国中晚期，流行时间较短。双戈戟形符号应是对双戈戟的摹写，在战国中、晚期与多戈戟实物的流行相始终。双戈戟形符号只见于铜剑与铜矛上，与等符号构成专属性组合。此符号的使用者有巴人，也有蜀人，很可能不是“族”的标志或个人的名号。多数器物的符号组合数量较多，其表达的含义比较复杂。这类符号组合有明显的组合次序，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巴蜀符号组合应该具备有超越图语作为文字的功能。

战国秦汉时期流行于四川、重庆地区的巴蜀符号约有247种，约可分为动物形、植物形、人形、器物形、建筑形、几何形等类。在器物形巴蜀符号中，有一种符号“”，其数量较多，形象双戈戟，且集中在特定器类上。本文拟对巴蜀文化中这类双戈戟形符号稍作探讨。

一　双戈戟形符号器物的年代

目前发现铸有“”符号的巴蜀器物有20件。

铜矛14件：

1.铜矛（M14∶2），出土于四川什邡市城关战国墓M14，通长22.5厘米［1］。符号组合为：（图一）。M14为船棺葬，狭长方形竖穴土坑船棺葬，原报告将M14的年代定为战国晚期早段［2］，笔者从之。

2.铜矛（M14∶3），与前器共出于什邡市城关战国墓M14，通长22.4厘米［3］。矛骹部两侧铸15个巴蜀符号：（图二）。

3.铜矛（M38∶3），什邡市城关战国墓M38出土，通长17厘米［4］。铜矛骹部两侧符号分别为：（图三）。M38为狭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报告定其时代为战国晚期中晚段［5］。但此墓出土铜剑长达42.2厘米［6］；铜矛剖面呈菱形，为战国中期晚段常见形制，该墓时代当在战国中期晚段。

4.铜矛，现藏于峨眉山博物馆，出土于四川峨眉县符溪乡柏香林，通长22.3厘米［7］，有14个符号：（图四）。该矛为圆筒短骹，双弓形耳，中脊隆起直达矛尖，应为战国中期器物。

5.铜矛，出土于重庆市云阳县高阳镇李家坝遗址［8］。矛骹两侧有15个符号：（图五）。此矛为双弓形耳长骹矛，应是战国中晚期器物。

6.铜矛（M5∶19），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M5出土，通长22.5厘米［9］。短骹矛，中脊凸圆。骹部两侧分别铸有7个相同的符号：（图六）。罗家坝M5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圹长3.34、宽0.95米［10］。随葬器物均呈现出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

7.铜矛（M30∶22），出土于宣汉罗家坝遗址M30，通长27.4厘米［11］。短骹宽叶矛，其中脊圆凸直达矛尖，剖面略呈菱形。骹中部两面共铸有11个符号（图七）。罗家坝M30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圹长4.4、宽1.02米；随葬品有37件，陶器以釜和豆为主［12］。其中矮柄豆、釜形鼎、釜甑均有战国晚期早段陶器的特点。随葬无肩铜钺、肩部辫索纹环耳位置偏低的铜鍪，同样说明该墓时代应为战国晚期早段。

8.铜矛（M31∶28），出土于宣汉罗家坝遗址M31［13］。矛骹部有14个符号：（图八）。M31出土的矮柄豆、釜形鼎形制符合中原战国晚期陶鼎的特点，据此推断该墓时代应为战国晚期早段。

9.铜矛（M61-1∶7），出土于宣汉罗家坝遗址M61-1［14］。矛骹部有10个符号：（图九）。宣汉罗家坝M61-1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15］。随葬陶器中的矮柄方唇窄平沿陶豆、小平底陶钵、尖唇斜沿束颈扁鼓腹圜底陶釜都有战国中期的特征；无肩圆形刃铜钺与长胡四穿铜戈都是典型战国中期晚段的特点，故该墓年代当属战国中期晚段。

10.铜矛，古越阁所藏，长21、宽3.2厘米［16］。骹部的16个符号为：（图一〇）。该矛短骹、弓形耳、中脊凸圆，应为战国中期晚段到战国晚期，更可能属于战国晚期早段。

11.铜矛，广汉市文化馆藏［17］，符号为（图一一），年代当在战国晚期。

12.铜矛，四川大学博物馆藏［18］，骹部一侧有7个符号：（图一二），当是战国中晚期器。

13.铜矛，犍为县博物馆藏［19］，器残，残存10个符号：（图一三）。

14.铜矛，宝林博物馆藏［20］，为短骹矛，弓形耳，中脊凸圆，骹部有13个符号：（图一四）。时代推测为战国晚期。

铜剑6件：

1.铜剑（M60①∶4），重庆市开州区余家坝（原开县余家坝）墓地M60出土，剑长41.5厘米［21］。剑身两侧有10个符号：（图一五）。M60随葬陶器主要为浅盘高柄豆，铜兵器戈、矛、剑、钺都有战国中期晚段的特点。据此M60的时代应为战国中期晚段。

2.铜剑（M7∶1），出土于重庆市九龙坡区冬笋坝墓葬［22］，剑身有11个符号：（图一六）。时代为战国晚期早段。

3.铜剑（M9∶9），出土于重庆市涪陵小田溪战国墓M9，通长58厘米［23］。剑身两侧有12个符号：（图一七）。时代为战国晚期早段。

4.铜剑，四川广元昭化宝轮院采集0∶21［24］，剑身两侧有16个符号：（图一八）。该剑剑身长，中脊起棱，两侧有血槽，应属战国晚期。

5.铜剑，河北保定市徐占勇达观斋藏，通长36.5厘米［25］，剑身两侧有10个符号：（图一九）。

6.铜剑，犍为县博物馆藏［26］,剑身两侧有10个符号：（图二〇）。时代属于战国中晚期。

综合看来，符号所在器物的年代在战国中、晚期，尤其集中在战国中期偏晚至战国晚期偏早这一较短时间范围内，相对于（符号或作形，鉴于其与常组合出现，暂将其视为同符异体，二形均用代替）是被使用时间偏短的一种符号。符号所在器物的种类也很有限，只出现在矛与剑2类兵器上。这两种兵器是巴蜀文化墓葬出土器物中主要的兵器组合，考察巴蜀文化剑、矛2类兵器，有14种符号只见于兵器剑、矛上：

有13种符号仅出现在青铜矛上：

有4种符号只出现在青铜剑上：

其中矛形符号仅出现在青铜矛上，符号只出现在兵器上。两者合观，推测这些与实物象形的符号涵义很有可能与其象形物的某种特质有关。

二　双戈戟形符号与多戈戟

巴蜀符号，形似战国时期流行的双戈戟。

由两件或三件戈联装组合而成的多戈戟，有二戈连装者，或称双戈戟；也有三戈连装者，或称三戈戟。多戈戟的第一戈有内，内上有穿，第二或第三戈短内无穿或无内。从考古出土情况来看，这类多戈戟多出现在楚文化区，年代集中在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

春秋晚期淅川下寺楚墓M11∶17+15+14+18号戟，此戟经刘彬徽正确指出并复原［27］。年代同为春秋晚期的三戈戟还有如下诸例：淅川徐家岭M9出土多戟戈15件［28］，井中伟推定它们与出土的5件铜矛共同组成5件三戈一刺戟［29］。淅川徐家岭M3∶80、M3∶81戈与M3∶49矛，2件戈均长胡二穿，援长分别为18、15.8厘米［30］，当为一组。井中伟根据报告发表图像推测其当为双戈戟［31］。江苏镇江谏壁王家山墓1号戟，戟戈上通长24.6、下残长15.6、戟刺残长14.5厘米［32］。

战国时期双戈戟与三戈戟更多见。黄州汪家冲M3∶3双戈戟（图二一∶1），戟戈援长上16.8、下14.7厘米，年代为战国早期［33］。同时期的随县曾侯乙墓N.105双戈戟（图二一∶2），援长分别为17.7、16.6厘米［34］；曾侯乙墓内棺E.C.11左侧壁板上绘有持双戈戟的神怪图像（图二一∶3）。

新蔡葛陵平夜君成墓出土双戈戟N.197+N.198+N.3（图二二∶1），戟戈援长分别为23.4、10.2厘米；戟刺通长14.1厘米［35］。汉阳熊家岭M18∶9双戈戟（图二二∶2），戟戈援长17.2厘米［36］。襄樊余岗团山M3∶1双戈戟，全长36.6、援长22厘米［37］。这3例年代均为战国中期。

四川地区出土的双戈戟实物略少。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出土的M1∶135为双戈戟（图二三），上下戈形完全一致，戟戈均作长条三角援，援本上下有对穿和阑，戟刺作扁锥形［38］。年代为战国晚期。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从其随葬器物组合，特别是铜罍、铜甬钟的组合来看，其文化属性应是巴蜀文化，所出铜鎛钟M1∶124上有巴蜀符号［39］。巴蜀符号应该是对这类双戈戟的摹写。符号出现时代在战国中、晚期，稍晚于楚地春秋晚期多戈戟出现的时代，在战国中、晚期与多戈戟实物的流行相始终。

多戈戟缺乏实战性，更可能只发挥仪仗性的功能。符号取相于这类多戈戟，而不是更具实战功能的戈，提示了对其涵义思考的方向。

三　双戈戟形符号的组合

20件有符号器物的巴蜀符号组合有很大的共性。从符号数量来看，有者的巴蜀符号个数较多，目前所见，最少的为7个符号（残器，完整数量当大于此数）；最多者达16个，也是目前所见同器巴蜀符号组合最多的器物之一；多数器物的符号组合数量在10～15个之间（图二四）。如此数量的符号组合，明确显示其表达含义是比较复杂的。

关于巴蜀符号的性质，学术界分歧很大。李复华、王家祐认为巴蜀符号难以组成篇章词句，它可能是一种看图像以解语意的图画语意符号，因而命名为“巴蜀图语”［40］。符号组合符号数量较多，可以尝试探索符号之间组合排列呈现的次序性。铜矛、铜剑上的符号往往铸造在器身两侧，符号的排列若以自上（以矛锋为上）而下、先右后左的顺序来安排（表一），综合来看，是这类符号在铜矛上较为常见的组合模式与次序。这种次序性现象的存在，强烈显示出巴蜀符号的组合是有其内在逻辑性的，一个符号的含义是与其所在符号组合中前后（或上下）其他符号相联系的。这种次序性也说明巴蜀符号组合应该具备有超越图语的功能，这对巴蜀符号性质的认识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这些巴蜀铜矛与铜剑，符号基本组合都比较近似。如每件器物上基本都有

等符号。若排除铜剑，铜矛上符号组合的共性则更加突出，诸符号基本都有出现，这一现象十分引人关注。在地域上，这些器物出土地分布在多个地点，如铜矛出土于什邡、峨眉符溪、云阳李家坝、宣汉罗家坝，分属巴人区与蜀人区；铜剑出土于开州区余家坝、九龙坡冬笋坝、涪陵小田溪、广元宝轮院，同样分属巴人区与蜀人区，地域间隔较大。据此推知，这些多符号的组合，属于族群名号的可能性不大。

通过对铜矛、铜剑所铸符号的整理，排列成表二。据此可见，虽然符号的组合大体相同，但铜矛、铜剑两类器物上的符号各自的共性更强。符号只见于铜矛；符号只见于铜剑。因此，推测这些符号与器物类别或功用相关。

此外，很明显的是，一些形态不同的符号，有可能是同一种符号的异体。如可推测是同一个符号的异体，即便不是异体，这些符号的性质与功能也应该是近同的。这为不同巴蜀符号的归类提供了依据。

符号组合虽然大体接近，但毕竟并不完全相同，诸器符号组合之间还存在细微差别，这也是饶有趣味的现象。以什邡市城关战国墓M14为例，M14∶2、3两件铜矛上的符号都是15个，其中

13个符号完全相同。但M14∶2上的符号不见于M14∶3；M14∶3上的符号不见于M14∶2。李家坝铜矛上的符号、小田溪M9∶9铜剑上的则是彰显出了自己的独特性。罗家坝M5∶19铜矛骹部两侧的符号相同。其它铜矛、铜剑上的符号在符号组合的框架下都有不同数量的省略。如此，每一件器物的符号组合都具有相互区分的独特性。

符号是在多戈戟流行后出现的，表明巴蜀符号的创制时间应该就是在春秋晚期到战国这一短时间内，部分铜矛上长达16个符号的独具特征的组合，显示出巴蜀符号作为文字是可能的。

注释

［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第85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2］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第267、269页。

［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第85页。

［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第156页。

［5］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第267、269页。

［6］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第156、159页。

［7］a.陈黎清：《四川峨嵋县出土一批战国青铜器》，《考古》1986年第11期；

b.峨眉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编著：《峨眉山文物》，第52～53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8］重庆市文物局编：《三峡文物珍存——三峡工程重庆库区地面文物卷》，第72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

［9］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宣汉罗家坝》，第66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

［10］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宣汉罗家坝》，第63页。

［1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宣汉罗家坝》，第119页。

［12］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宣汉罗家坝》，第115页。

［1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宣汉罗家坝》，第124页。

［1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宣汉罗家坝》，第262页。

［15］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宣汉罗家坝》，第256页。

［16］李学勤：《符号最多的巴蜀矛》，《文物》1995年第8期。

［17］刘瑛：《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7，第17页，文物出版社，1983年。

［18］严志斌、洪梅编著：《巴蜀符号集成》，第143页，科学出版社、龙门书局，2019年。

［19］严志斌、洪梅编著：《巴蜀符号集成》，第174页。

［20］严志斌、洪梅编著：《巴蜀符号集成》，第183页。

［21］山东大学考古学系等：《开县余家坝墓地2001年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卷）》，第1433～1434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22］四川省博物馆编：《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第50页，文物出版社，1960年。

［2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涪陵市小田溪9号墓发掘简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第188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24］四川省博物馆编：《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第39、51（此页该器物编号有误，原为0∶12，实际应为0∶21）页。

［25］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三编》第四卷，第2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26］严志斌、洪梅编著：《巴蜀符号集成》，第383页。

［27］刘彬徽：《楚兵器研究（一则）》，《湖南省博物馆文集》第四辑，第63～66页，《船山学刊》杂志社编辑出版，1998年。

［2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第173～208页，大象出版社，2004年。

［29］井中伟著：《早期中国青铜戈·戟研究》，第348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3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第162～168页。

［31］井中伟著：《早期中国青铜戈·戟研究》，第350页。

［32］镇江博物馆：《江苏镇江谏壁王家山东周墓》，《文物》1987年第12期。

［3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黄州楚墓》，《考古学报》2001年第2期。

［34］湖北省博物馆编：《曾侯乙墓》，第286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3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新蔡葛陵楚墓》，第57、58页，大象出版社，2003年。

［36］武汉市考古队、汉阳县博物馆：《武汉市汉阳县熊家岭东周墓发掘》，《文物》1993年第6期。

［37］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襄阳团山东周墓》，《考古》1991年第9期。

［38］茂县羌族博物馆、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四川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及陪葬坑清理简报》，《文物》1994年第3期。

［39］茂县羌族博物馆等编著：《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第34、35页，彩版一九，文物出版社，2012年。

［40］李复华、王家祐：《关于“巴蜀图语”的几点看法》，《贵州民族研究》198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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